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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战区是抗战中期和后期最重要的战区，屯驻几十个师的兵力，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是桂系重要首领之一，而桂系则是整个抗战时期支持抗战到底最热心和坚定的地方实力派，从来不曾动摇过，因此也是蒋介石和主战派最珍惜的伙伴。
以如此密切关系，重庆政府依赖桂系去领导第五战区，同时驻扎桂系重兵防守，既是“礼遇”也是合理安排。但是事态演变却往往出人意料，让我们从中央政府和这个抗日先锋的地方实力派关系中，可以推想中央政府和其他态度游移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更不知道如何困难重重。
1、纵容下的桂军
首先，桂系白崇禧任职重庆政府副参谋长，对于中国抗日全盘战略部署具有重大影响力。而李宗仁又是最重要的战区的司令官。
其次，桂系军队最大的驻扎地区是在广西省和第五战区下辖的湖北和安徽省，是抗日战争的前线，关系国家安危。它们的任务不是绥靖地方，而是保持最好的作战状态，随时准备和日军火并。
第三，第五战区军队编制庞大，除了桂系亲信部队之外，还有部分中央军和相当大数量的其他省籍背景军队。
正因为李宗仁是重庆政府最忠贞可靠的伙伴，因此重庆政府当然高度依赖第五战区和中央一致地处理好和该战区地方实力派军队的关系。
因为既然桂系抗日立场如此坚定，当然就没有进行内部监视的必要，避免招致桂系不满。更何况桂系内部团结一致，也不允许中央派遣政工人员进驻。至于外部控制，则出于礼节，一切信托桂系处理，甚至依赖桂系部队去监视其他立场不稳的部队，重庆政府避免插手。岂知这些假设并不符合实际。因为桂系除了坚定抗日之外，第五战区军队的行为不但没有成为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榜样，反而比其他地方实力派更变本加厉地为抗日战争制造各种困难。
以征收田赋为例，军队暴行事件在第五战区是普遍现象。而当地方政府和人民走投无路，向重庆政府揭发和请求协助时，第五战区负责人公然欺骗重庆。比如说，1941年湖北灾情严重，地方政府官吏和民众都向中央政府呈请减少赋税，但是第五战区却指责人民扯谎，断然否认存在灾情。
因为如果战区长官承认灾情，则灾区驻军就不可以征粮，会减少驻军收入。所以战区长官宁可饿死老百姓，也要满足军队长官们的贪欲。战时湖北省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它缺乏本省籍军队和将领。换言之，湖北省缺乏自己的地方实力派，因此土地一直在桂系统治之下。驻军决定一切。湖北省虽然在中央政府有少数高级官吏，但是缺乏军队实力作为后盾就没有发言权，无力保护湖北老百姓。
讽刺的是，第五战区长官不但偏袒属下的桂系军队，同时也纵容该战区其他地方实力派为非作歹，以换取彼此相安无事。比如说，川军某军长在第五战区假借筹军米为名搜刮地方，然后偷卖大批军米，造成人民痛苦。
但是因为有战区长官掩护，中央不能追究。第五战区内的军队，无论是桂军、川军，或是其他地方实力派军队，如此残害人民，以致当时主管全国军法工作的最高长官，军法总监何成濬将军怒气冲冲地一再把他们全部称之为“土匪式军队”。
他写道，军队“挂军队招牌，作盗匪生涯，不畏国法，不恤舆论，真奇妙至无与伦比矣。”
而由于桂系军队是多数，所以他对桂系的指责特别尖锐，说它们以军粮为名，挨户搜查，把老百姓的粮食拿走，又不给钱。何成濬最后无奈的结论是，“有此等军队，人民真毫无生路矣。”
2、省主席的尴尬
既然情形如此严峻，而何成濬又身为全国执掌军法的最高领导人，他为何不以军法施加纠正？而重庆政府和蒋介石又如何可以不知情？又如何可以不予纠正？
在第五战区属下有湖北省政府。在一般人认知中，省政府主席当然是一省的最高首长，位高权重。特别是当省主席也是军人出身时，就被普遍认为在政坛上有极大能量。其实不然。
因为较之南京时期，虽然在抗战时期军人背景担任县长，行政督察专员和省主席的数目明显增加，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可以掌握本县或本省的公权力。反之，有军权而位置远低于省主席者也依然有政治能量，这就是抗战时期地方基层政治的本质，也是地方实力派权威最直白的表露方式。
就征粮政策而言，在其执行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关卡，一个是该地政府，一个是该地驻军。如果该地政府是在本省实力派掌握之下（如云南、广西），则完全自成独立单位，重庆政府的法令和人员无法依法行事。如果该地政府在其他省份控制之下（如安徽），或是没有本省的地方实力派（如湖北），则由驻军决定。
湖北安徽在广西军人（李宗仁）控制之下，桂军随意搜刮，而驻在该省的其他杂牌部队也成为独立王国。不但重庆政府管不住，有时连省主席或战区司令官也管不住。唯一的要件是有军队在手。因此地方实力派生存的要诀并不是土地，而是军队，只要军队在手，自然就可以占据土地。
所以，当我们讨论地方政府问题时，固然不可以忽略制度、组织、法令，和人员，但是说到最后，军队是最后的仲裁者，必须和这个大格局连接在一起讨论，才能做出持平的分析。
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谷正伦。当他被重庆政府任命为甘肃省主席时，也被寄予厚望，指望他可以领导该省事务。但是他手无寸铁。1943年底某日，当他在省主席办公室接待重庆政府派来访问的内政部户政司长时，兰州市（甘肃省会）公安局长公然带领枪兵冲进办公室把会计长抓走，完全无视省主席及重庆高官在座。事后谷正伦派人去询问缘由，公安局长也拒绝提出说明。
这个公安局长胆敢如此作为，当然是有更强硬的后台撑腰，无需顾忌省主席颜面。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战时若干省主席表面风光而私下痛苦不堪，请求辞职又不获邀准。谷正伦就是在私下向何成濬诉苦做省主席的困难，因为甘肃省的厅长们都不服从他的指挥，而他的工作是日日办理兵差，又不能获得军队谅解，想辞职又不获中央准许。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湖北省，但是更能暴露重庆政府的困境。
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时节，陈诚曾经担任湖北省主席一段时间。照理说，此二位积极主战派领导人在同一个地区分别主持军政工作，应该合作无间才对。陈诚在湖北省主席任内励精图治，想把它建成是三民主义模范省，减租减息、推广水利贷款和土地贷款，试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政策，使佃农和僱农有机会翻身变成自耕农。而他也运用了一批得力干部，除了优秀党政干部外，还大量派用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生。
但是一个重要事实是，陈诚虽然是中央军大将，但是他的军队在前线作战，而没有带到湖北省。因此他在湖北省依然是一个没有武力后盾的光杆省主席。正因为如此，所以拥有桂系大军的李宗仁对于湖北省务依然横加干涉，引起陈诚感叹，“鄂东鄂北问题，因李（宗仁）之封建观念太重，好人站不住，不能做，坏人去不了（李对好人排斥，坏人拉为己用），实感棘手。”
湖北省民政厅长也向陈诚报告称，桂系李宗仁是一位“有部落思想最重而有做法，有计划之人，其深沉不露，延揽各方，实超过白（崇禧）。”
最后甚至说，“由桂随出（到外省）者，无论新派，老派，文职，武职，皆夜郎自大，均贪污奢侈。”
3、军队的法纪废弛
陈诚甚至想到根本解决办法，就是取消第五战区，只是这完全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也是蒋介石为了继续抗战而绝不敢冒险的措施。1942年初，陈诚主持湖北省政已经有一年半时间，当他因为兼职太多而考虑辞去湖北省政府职务时，湖北省地方人士就再三恳求他不要离开该省。唯恐他离开后桂系的贪婪会变本加厉。
果然，陈诚离开后，继任代湖北省主席朱怀冰也不属于桂系背景，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因此在第五战区内处境更为困难。朱怀冰提出的专员人选，如果没有经过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同意，就不能任命。
相反地，李司令官却可以强迫朱主席任命他属意人选担任行政专员和县长等职，而省主席也无法抗拒。
在政策方面，虽然田赋征收是朱怀冰主席权责范围内的工作，而且他对征收弊端又高度熟悉和急思改革，却只能叹息自己“人微言轻”。
尽管他在私下批评省内军队和官吏毫无人性如同食人饮血，但是却完全无力抵制军队和战区长官部的索求。而这种情形一直延续未改，以致何成濬在1944年中期依然感叹，“今日之省主席，处处皆受军队挟制，实不易作也。”
而有的军队长官则宁可保持军队，也不屑担任省主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时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刘茂恩，当重庆政府考虑派他担任河南省主席时，本是明显的职位高升应该非常乐于接受，但却再三推辞，因为不愿放弃军队，而他提出的不愿意接受省主席职位的首要理由，正是担心其他军队干政、游击队太多，地方武力太乱。而当他最终还是被说服接受省主席任命后，却被陈诚批评为 “只知扩充地方武力，而不知注意民众之痛苦与责任”。
考其缘由就是刘茂恩深谙政治现实的道理，即使在省主席位置上也要紧握军队，才能免受其他军队欺凌。
这些对外界社会严密隐瞒的案例提醒我们，战时省政府虽然看似是一省最高行政单位，但是未必有权，还需要军权在握才能说话算数。如果省主席没有军队，也只是小媳妇。抗战以来，以军职而兼任省主席者，权力奇大无比，事事不遵照中央政府指示，等于独立王国。
但是不兼军职的省主席则权力被削夺干净，事事受制于人。湖北省的例子就清楚说明，无论省主席是何许人，但是第五战区司令官和驻在湖北省的各式军队将领们，才是真正掌权者。
但是更大的讽刺，是重庆政府也面临同样无力的困境。湖北省许多县份的灾情和军队违法乱纪的征粮暴行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在1941-1943年长期存在的惨象。根据陈诚叙述，重庆政府对于第五战区内，各个军队征购军粮和搜刮地方的情形，曾经收到详细报告，而蒋介石本人也多次做出指示处理办法，再经过高级幕僚会议做成正式决议，严令各部队切实奉行，甚至信誓旦旦，如果违反必定严格处罚。
与此同时，军政部还命令各地军粮局，今后切不可把购粮证直接发给部队，而必须由地方政府收买，希望减少弊病。但是何成濬坦言，“但各盗匪式之军队，是否服从命令，殊难判定。”
关于鄂北造成严重粮荒，陈诚也提供了佐证。鄂北地区驻军实际不足20万人，却要求以30万人计算，而且一口气要获得15个月军粮，蛮横至极，难怪造成“十室十空”的惨状。
关于鄂北军队强征军粮事，重庆军委会也曾经计划要派员去实地调查，但是何成濬认为，“就今日情势言之，当地各高级将领，不能遵守命令，严约所部，中央即有办法，终属空言无补。”
因为中央并非不了解真实情况，而是没有能力要军队将领服从命令。换言之，重庆政府尽可以三令五申，但是地方军队将领也可以我行我素。如果地方军队将领选择装聋作哑或是公然抗命，则中央政府又能够如何？答案是，中央政府无能为力。
4、纵容的本质
因为这一切并不是单纯的军事指挥组织或军法奖惩的体制问题，而是更深一层次的政军关系和枪杆子问题。
军法总监何成濬曾经说出两段话，透露了这个政军关系的核心本质。
一段话是他的自我惭愧和检讨，“余本负有纠察军纪之责，然此等军队之长官，殊为中央权威所不及，余又其如之何？”他以全国军法总监之尊，居然无法约束这些军队长官，已经是一个惊人的自白。另外一段话是客观叙述，“现在一般军队纪律皆废弛不堪，尤以广西军队为特甚，藉抗战之名以攘夺利益，剥削人民，各将领以中央扼于情势，不便加以制裁，反自鸣得意，真毫无心肝也。”
这就更透彻地说明了，中央政府面对地方实力派无能为力的深层原因。其实不是“不便加以制裁”，而是根本“不能加以制裁”。以何成濬对战局和政局的了解，他只能悲观地认为，即使他向蒋介石进言，“恐亦无法解救。”
真是一针见血。
对于第五战区的军纪废弛和鱼肉人民，陈诚也提出他的佐证。他从属下县长们报告中得知，该战区兵站总监私存（在竹山县）粮食达一万六千石。某军官长在各地买田，仅在随县一地就超过一千亩，还抗拒不完粮纳税。该战区的军校分校也参加盗卖军粮和走私。至于其他强派民粮与营私舞弊情形，更是无法细数。军官生活如此“饱暖”，最后演变成发泄“淫欲”就毫不奇怪，以致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城的妓女就高达五千余人。
如此贪腐安逸的军队不能打仗，自是意料之中的事。更糟糕的是，根据陈诚指出，第五战区凡是班长以上军官人人有钱，而且还组织“临时家庭”，遇到战事哪能舍身卫国？难怪陈诚恨声不绝地写道，“桂系万恶，万恶！”陈诚本人由于重庆政府赋予的军事任务太多，新近又要负责远征军训练责任，所以屡次请辞第六战区和湖北省职务。但是重庆政府却担心，一旦这两个职位出缺，桂系就会趁机要求接任，因此前后踌躇不决，不知如何抵挡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压力，只能让陈诚多番延长任期，到了1943年陈诚终于忍不住满腹怒火在日记中宣泄，“李、白只知地盘，武器，金钱，可叹！可叹！”
在此还可以借一个实例来说明地方上复杂的政军关系问题。何成濬将军，军阶陆军上将，职位是全国军法总监，在湖北随县原籍家中有一些土地和家产，承平年代依法完粮纳税后尚可存余。但是到了抗战后期由于第五战区凌驾省县政府，不但税率大幅提高，而且一年数征和各种摊派。当他的地产被当地县政府抽取高额税金而超过土地价值时，他虽然屡次请求调整也无效，因为县政府实际顶头上司不是省政府，而是战区司令官和驻军长官。
何成濬在被迫使需要从重庆不断汇款回乡交税后，只好请求县政府直接管理全部田产，并且直接抽税。但是县政府坚不答应，依然要他补税。何成濬最后无路可走，只好直接上书蒋介石，声称把老家财产所得在抗战期间内全部交给县政府移做公费，以求免除无法承担的高额税金。如此惊动重庆政坛的大动作，包括蒋介石亲自干预和公告表扬，终于让实际统治当地的实力派停止压榨。
这一事件前后延绵多月才让何成濬解脱痛苦，但是也引发了他一团怒气，全部宣泄在日记之中。他写道：
“现在中央之权威大减，暴军糜烂地方，鱼肉人民，已成日常便饭，邪官蠢吏，逢迎阿附，狐假虎威，更无恶不作，人民之膏血尽入彼辈私囊，中央固莫可奈何也。自抗战以来，种种捐税，果有十之二，三归公，则军费政费绝不若今日之艰绌矣。”
以何成濬身为在朝高官，尚且受到如此恶劣待遇而无计可施，则一般平民百姓每日要应付的负担包括派粮、派军、派伕、派油盐柴菜等等，就更是投诉无门。
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义务统称之为“完粮纳税”，需要遵行，毫无疑问。田赋无疑是战时“完粮”最沉重的负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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